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一语道破英国人与德国人一样，正在走同一条道路。差别在于，英国人在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德国的人当时已经是走到一条“奴役之路”。那么哈耶克所指的“通往奴役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道路呢？那是一条通往极权主义之路。哈耶克认为，英国人正在走向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而德国人已经被极权主义奴役，这两种态势都与两国知识精英中的种种集体主义思潮所发挥的长期不良作用有关。哈耶克后来自己承认，该书“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民族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很明显，哈耶克成功地唤醒了众多的英国知识分子。
哈耶克在书中警告并论证了，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观念趋向于导致极权主义。
在书中，哈耶克采取开宗明义的方式，把第一章的标题取名为“被离弃的道路”。这是一条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道路，也是代表西方文明的道路，但正在被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离弃。哈耶克在书中指出，他出书年代的欧洲“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多么鲜明的决裂，……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被放弃”。
正如德特马·多林博士在中文版导言中所总结的那样，哈耶克把19世纪前半叶以来的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更有甚者，19世纪前半叶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赖特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不构成下坡路所由开始的高台，影响人们走向极权的思想源头还要更早。
哈耶克在1956年美国版《通往奴役之路》中道明了他这本书所要证明的核心内容：“我在这本书中想要证明的，并且英国的经验使我更为坚信不移的事实是，（欧洲）社会主义计划所引起的难以预料但又不可避免的后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再贯彻这种政策，肯定会让极权主义势力得手。”
哈耶克明确强调，在欧洲“要想实行社会主义（意指集中种种集体主义，尤其是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的体制），肯定要采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赞同的方式”。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种种集体主义，其目标往往十分伟大，常常与自由主义的目标相同，但是一个关键差别在于：集体主义者为了目标往往不择手段，不惜泥沙俱下、玉石俱焚，而自由主义者往往要求其目标和手段均需要与自由兼容。根据哈耶克的分析，政府干预往往会导致更多干预、甚至全面控制个人生活的必要性，从而导致加强政府干预，甚至全面控制个人生活。也就是说，政府干预会导致产生一种“干预螺旋”。
有关“干预螺旋”问题，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那一部分生活，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他指出经济控制不会停留在局部环节：“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而集中计划则“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所谓“社会的代表们”，应该是指那些政府官员还有国有企业。从其上下文来看，所谓“代表”，就是用他们的偏好来替代你个人的偏好，用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包办个人的经济事务。
既然政府一对经济采取控制，就会越控越多，甚至拓展到个人生活和政治领域，多数最初赞成政府控制者对政府越来越不满，这也是常理了。因此，哈耶克在书中指出：“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